论语

《论语》为“国学经典三部曲”之一,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导黄朴民译注并解读;全书分为7大部分:系列总序——单本导言——篇章导读——原文——注释——今译——解读,跟随黄老师系统完成国学学习的入门和进阶,真正领悟诸子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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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博士,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3室副主任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、国学院执行院长。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。

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、中国军事史。代表作有:《黄朴民解读论语》《道德经讲解》《孙子兵法解读》《孙子评传》《中国军事通史·第二卷 春秋军事史》《天人合一——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研究》《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》《大一统——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》等。

序言:浅谈《论语》

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,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,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,但称得上“经典”的,其实相对有限。这些“经典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,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,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,而其中的《论语》,毫无疑义是杰出的代表之一。

《论语》是儒家思想的经典,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、“万世师表”孔子的言语行事;同时也载录了孔子的弟子,如曾参、颜渊、子路、子贡、子夏、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。这一点,早在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已有揭示: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,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传世的通行本共二十篇,始于《学而》,而终于《尧曰》,一万五千余字。《论语》辑录孔子之言为集中,是我们领略、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重要的文献。

大体而言,《论语》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四大基本纲目。

,以“仁义”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。“游文于六经之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”,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“德治”与“王道” ,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强调“仁者爱人”“泛爱众”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第二,以“克己复礼”为特点的礼治原则。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、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,主张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,即所谓“序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妇长幼之别”。为此,汲汲于提倡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动”。

第三,以“用中适时”、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“中庸”思想。“叩其两端而执中”,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,辩证地看待问题,凡事不走。比如,天人关系方面,既不否定鬼神、天意的存在,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;政治秩序方面,既肯定君臣尊卑、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,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履行各自义务与共享权力的基础之上,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;文质关系方面,既注重内容,又注重形式,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;理想与愿景方面,既追求大同,“祖述尧舜”,又憧憬小康,“宪章文武”。

第四,以追求“天下大同”为宗旨的社会理想,“大哉尧之为君也!巍巍乎!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。荡荡乎!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!其有成功也。焕乎!其有文章”。

这中间,“仁”“礼”学说是《论语》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,“中庸”思想是《论语》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论,“大同”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。

说到底,整部《论语》都是紧紧围绕这四大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的。

【二】

西汉时期,在流布于世的《论语》版本中,有鲁人所传的《鲁论》,齐人所传的《齐论》,以及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的《古论》,它是以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。三个版本篇数不一:《鲁论》二十篇,《齐论》二十二篇,《古论》二十一篇。西汉晚期,张禹依《鲁论》厘定《论语》为二十篇,并参取鲁、齐两个版本,将其合而为一,遂成世人称之为《张侯论》的《论语》。东汉末年,经学大师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,兼采《齐论》《古论》而注释《论语》,这使汉灵帝熹平年间依之刻石的《张侯论》终被视为《论语》的定本而流传于后世。因此,我们今天所阅读的《论语》,其实就是以《鲁论》为主体的文本。

现在看来,《论语》二十篇的编纂不是率意为之的,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结构的,有其整体性与系统性的。儒家的立人为政是个合乎逻辑、逐次递进的展开过程,即《大学》所揭示的环节与链条: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这中间,一切以修身为本,而修身是否成功,关键在于是否能学习。学者,借鉴和汲取他人的知识,是谓“知”。习者,将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印证与体验,使之成为自己认知与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,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,提升自己的境界,是谓“习”。两者结合在一起,即为“知行合一”。这是一个人生长的起点,故《学而》合乎自然地成为《论语》的首篇。

如果说修身属于“内圣”的范畴,那么,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则毫无疑问属于“外王”的具体表现。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“学习”的宗旨不能局囿于个人修养,它终要服务于大众,贡献于社会。因此,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参与政治,“致君尧舜上”,按此逻辑,以“外王”为生命归宿的《为政》,也就很自然地接《学而》而成为《论语》的第二篇。而“为政”的核心主旨“以德治国”也就开宗明义,成为该篇的起点。

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,都必须有所本,这个“本”,首先是传承,从传统中寻找依据,觅取资源。所谓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。没有传承,无所谓发展;没有积累,谈不上创新。否则这种发展和创新,就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而这种能称为“本”的资源,在孔子看来,就是商周以来的“礼乐”文明,更具体地讲,就是“礼”。故以言“礼”为中心的《八佾》紧接《为政》而成为全书的第三篇。

不过,孔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,他认识到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传统的“礼”无法照搬照抄拿来应对治国安邦之需,否则就是胶柱鼓瑟、缘木求鱼。而必须与时俱进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加以改造,注入新的生机,增添新的活力,用旧瓶装新酒,以迎接各种挑战,实现新的超越。这个新的生机,就是充满人文精神,又符合时代要求的“仁”,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”,于是乎,重点说“仁”的《里仁》就很正常地位于《八佾》之后。此后的十六篇,亦皆以此逻辑逐次展开,从而使孔子的思想体系得到全方位的呈示。凡读《论语》者,当注意其书的结构次序与内在逻辑。能做到这一点,实可收事半功倍之效!

【三】

相较于佶屈聱牙的《尚书》、“无达占”的《周易》、“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说”的《春秋公羊传》等经典,《论语》的文字,除《乡党》等个别篇章之外,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、容易阅读与理解的。然而,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,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,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,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所以,没有谁可以打包票说自己的所有释读一定正确。在今天,我们对《论语》字义文意的理解,只能是努力接近其真相,而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其真相。

这些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歧义,有的是缘于对孔子其人其学的评价。例如,《泰伯》尝言: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按字面直观地理解,似乎是孔子对普通民众的轻忽与简慢,将民众仅仅视为可供驱使的对象,反对开发“民智”,多少含有一定成分的“愚民”意味。这样,有点损害其作为“圣人”的光辉形象。于是,就有人以改变通行句读的方式,来替孔子开脱,维护他的崇高与神圣:这样,此语的标点就成了:“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。”其实,这完全没有必要。孔子有仁慈的人文关怀固然不假,他对民众的关心和怜悯也是事实,但是,他毕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,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乃是他根深蒂固的基本立场,对下层民众,他不可能真正平等对待,这也是儒家的共同价值取向,即孟子所说的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,我们不能拿当代的价值观来要求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,“知人论世”,这才是应有的历史主义态度。孔子如此,与他同时代的兵家孙子也没能例外。孙子的确鲜明地提倡“视卒如婴儿”“视卒如爱子”,但是,这并不妨碍他将广大士卒看作“群羊”,毫不掩饰地主张“如驱群羊,驱而来,驱而往”,所以,我们今天在阅读与认知《论语》时,首先要努力避免以今律古,对古人的言行应该抱有“同情之理解”。

在阅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,有些歧义的产生,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。《述而》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,牵涉孔子对《周易》的态度,其是否有学习并研究《周易》的人生经历诸问题,现在通行的文本表述是这样的: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这应该是文通字顺,没有什么可辨析的。但是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在《经典释文》中提到,这里的“《易》”,按《鲁论》,乃是“亦”。这样一来,这段文字的断句就得调整,含义也跟着变了: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,亦可以无大过矣!”更重要的是,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,也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了。这种观点,虽说比较怪诞,但是,亦不可一概否定,因为毕竟有《鲁论》作为文献上的依据。故今人如郭沫若、李镜池等对此多有信从。我们今天阅读《论语》,可以继续照着通行本来予以解释,不过,同时也要知道,《论语》中不少文字是有其他隶定和释读的,切忌孤陋寡闻,更不宜抱残守缺。

在阅读与理解《论语》时产生歧义,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象,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、功力不逮,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软肋与短板,因此,不免在理解《论语》的字义文意上左支右绌,捉襟见肘了。例如,《子罕》: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通常的解释是:孔子很少谈论利、命和仁。连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亦是这么阐述的。但细加推敲,我们觉得这并不是很恰当,可谓疑窦丛生,令人困扰。因为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,对利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亦无可怀疑,但是,说孔子很少谈命,恐怕不能成立,至于说孔子很少谈“仁”云云,那就更是匪夷所思了。孙钦善教授曾就此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,烛隐发微,其要云:无论是从义理上判断,还是就句法上辨析,此处的两个“与”字,均非虚词中的连词,而是一个实词,其义乃为“赞同”“赞许”。如此,则整句话应该断句标点为:“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。”毫无疑问,孙氏之说是言之有据,说之成理的。由此可见,“功夫在诗外”,只有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,拥有卓荦的问题意识,学有所长,术有专攻,多闻阙疑,好学深思,方能在阅读与理解《论语》时左右逢源,触类旁通,收放自如,举重若轻。

另外,随着时间的推移,《论语》中的不少字词含义,也发生了变化,如《公冶长》:“其知可及也,其愚不可及也。”今天“愚不可及”是带贬义的,但是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关于宁武子“愚不可及”的评论,在特定的语境中,恰恰是褒义的。在孔子看来,宁武子的“愚”,乃是真正的“智”,故“愚不可及”的真实含义,类似于老子所说的“大智若愚”为“智”的境界。这样古今文义的变迁,在《论语》中不是个别的现象,我们当充分注意,避免买椟还珠。

经典重要,经典宜读,但如何读得恰当且到位,读得富有效率,是永远没有统一标准的。尽管如此,若能秉持“学无止境,气有浩然”的初心,那么阅读本身,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本能,必能丰富我们的头脑,拓展我们的视野,激活我们的思维,提升我们的境界。读《论语》是如此,读其他古代经典也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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