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语

历史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3室副主任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、国学院执行院长。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。

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、中国军事史。代表作有：《黄朴民解读论语》《道德经讲解》《孙子兵法解读》《孙子评传》《中国军事通史·第二卷 春秋军事史》《天人合一——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研究》《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》《大一统——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》等。

序言：浅谈《论语》

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，但称得上“经典”的，其实相对有限。这些“经典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，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，而其中的《论语》，毫无疑义是杰出的代表之一。

【一】

《论语》是儒家思想的经典，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、“万世师表”孔子的言语行事；同时也载录了孔子的弟子，如曾参、颜渊、子路、子贡、子夏、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。这一点，早在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已有揭示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传世的通行本共二十篇，始于《学而》，而终于《尧曰》，一万五千余字。《论语》辑录孔子之言为集中，是我们领略、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重要的文献。

大体而言，《论语》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四大基本纲目。

，以“仁义”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。“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”，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“德治”与“王道” ，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强调“仁者爱人”“泛爱众”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第二，以“克己复礼”为特点的礼治原则。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、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，主张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即所谓“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”。为此，汲汲于提倡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”。

第三，以“用中适时”、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“中庸”思想。“叩其两端而执中”，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，辩证地看待问题，凡事不走。比如，天人关系方面，既不否定鬼神、天意的存在，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；政治秩序方面，既肯定君臣尊卑、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，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履行各自义务与共享权力的基础之上，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；文质关系方面，既注重内容，又注重形式，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；理想与愿景方面，既追求大同，“祖述尧舜”，又憧憬小康，“宪章文武”。

第四，以追求“天下大同”为宗旨的社会理想，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焕乎！其有文章”。

这中间，“仁”“礼”学说是《论语》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，“中庸”思想是《论语》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论，“大同”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。

说到底，整部《论语》都是紧紧围绕这四大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的。

【二】

西汉时期，在流布于世的《论语》版本中，有鲁人所传的《鲁论》，齐人所传的《齐论》，以及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的《古论》，它是以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。三个版本篇数不一：《鲁论》二十篇，《齐论》二十二篇，《古论》二十一篇。西汉晚期，张禹依《鲁论》厘定《论语》为二十篇，并参取鲁、齐两个版本，将其合而为一，遂成世人称之为《张侯论》的《论语》。东汉末年，经学大师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，兼采《齐论》《古论》而注释《论语》，这使汉灵帝熹平年间依之刻石的《张侯论》终被视为《论语》的定本而流传于后世。因此，我们今天所阅读的《论语》，其实就是以《鲁论》为主体的文本。

现在看来，《论语》二十篇的编纂不是率意为之的，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结构的，有其整体性与系统性的。儒家的立人为政是个合乎逻辑、逐次递进的展开过程，即《大学》所揭示的环节与链条：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中间，一切以修身为本，而修身是否成功，关键在于是否能学习。学者，借鉴和汲取他人的知识，是谓“知”。习者，将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印证与体验，使之成为自己认知与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是谓“习”。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即为“知行合一”。这是一个人生长的起点，故《学而》合乎自然地成为《论语》的首篇。

如果说修身属于“内圣”的范畴，那么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则毫无疑问属于“外王”的具体表现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“学习”的宗旨不能局囿于个人修养，它终要服务于大众，贡献于社会。因此，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参与政治，“致君尧舜上”，按此逻辑，以“外王”为生命归宿的《为政》，也就很自然地接《学而》而成为《论语》的第二篇。而“为政”的核心主旨“以德治国”也就开宗明义，成为该篇的起点。

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，都必须有所本，这个“本”，首先是传承，从传统中寻找依据，觅取资源。所谓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。没有传承，无所谓发展；没有积累，谈不上创新。否则这种发展和创新，就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而这种能称为“本”的资源，在孔子看来，就是商周以来的“礼乐”文明，更具体地讲，就是“礼”。故以言“礼”为中心的《八佾》紧接《为政》而成为全书的第三篇。

不过，孔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，他认识到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传统的“礼”无法照搬照抄拿来应对治国安邦之需，否则就是胶柱鼓瑟、缘木求鱼。而必须与时俱进，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加以改造，注入新的生机，增添新的活力，用旧瓶装新酒，以迎接各种挑战，实现新的超越。这个新的生机，就是充满人文精神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“仁”，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”，于是乎，重点说“仁”的《里仁》就很正常地位于《八佾》之后。此后的十六篇，亦皆以此逻辑逐次展开，从而使孔子的思想体系得到全方位的呈示。凡读《论语》者，当注意其书的结构次序与内在逻辑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实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！

【三】

相较于佶屈聱牙的《尚书》、“无达占”的《周易》、“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说”的《春秋公羊传》等经典，《论语》的文字，除《乡党》等个别篇章之外，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、容易阅读与理解的。然而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，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，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，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所以，没有谁可以打包票说自己的所有释读一定正确。在今天，我们对《论语》字义文意的理解，只能是努力接近其真相，而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其真相。

这些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歧义，有的是缘于对孔子其人其学的评价。例如，《泰伯》尝言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按字面直观地理解，似乎是孔子对普通民众的轻忽与简慢，将民众仅仅视为可供驱使的对象，反对开发“民智”，多少含有一定成分的“愚民”意味。这样，有点损害其作为“圣人”的光辉形象。于是，就有人以改变通行句读的方式，来替孔子开脱，维护他的崇高与神圣：这样，此语的标点就成了：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”其实，这完全没有必要。孔子有仁慈的人文关怀固然不假，他对民众的关心和怜悯也是事实，但是，他毕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，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乃是他根深蒂固的基本立场，对下层民众，他不可能真正平等对待，这也是儒家的共同价值取向，即孟子所说的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我们不能拿当代的价值观来要求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，“知人论世”，这才是应有的历史主义态度。孔子如此，与他同时代的兵家孙子也没能例外。孙子的确鲜明地提倡“视卒如婴儿”“视卒如爱子”，但是，这并不妨碍他将广大士卒看作“群羊”，毫不掩饰地主张“如驱群羊，驱而来，驱而往”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在阅读与认知《论语》时，首先要努力避免以今律古，对古人的言行应该抱有“同情之理解”。

在阅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，有些歧义的产生，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。《述而》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牵涉孔子对《周易》的态度，其是否有学习并研究《周易》的人生经历诸问题，现在通行的文本表述是这样的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这应该是文通字顺，没有什么可辨析的。但是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在《经典释文》中提到，这里的“《易》”，按《鲁论》，乃是“亦”。这样一来，这段文字的断句就得调整，含义也跟着变了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矣！”更重要的是，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也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了。这种观点，虽说比较怪诞，但是，亦不可一概否定，因为毕竟有《鲁论》作为文献上的依据。故今人如郭沫若、李镜池等对此多有信从。我们今天阅读《论语》，可以继续照着通行本来予以解释，不过，同时也要知道，《论语》中不少文字是有其他隶定和释读的，切忌孤陋寡闻，更不宜抱残守缺。

在阅读与理解《论语》时产生歧义，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象，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、功力不逮，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软肋与短板，因此，不免在理解《论语》的字义文意上左支右绌，捉襟见肘了。例如，《子罕》：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通常的解释是：孔子很少谈论利、命和仁。连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亦是这么阐述的。但细加推敲，我们觉得这并不是很恰当，可谓疑窦丛生，令人困扰。因为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，对利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亦无可怀疑，但是，说孔子很少谈命，恐怕不能成立，至于说孔子很少谈“仁”云云，那就更是匪夷所思了。孙钦善教授曾就此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烛隐发微，其要云：无论是从义理上判断，还是就句法上辨析，此处的两个“与”字，均非虚词中的连词，而是一个实词，其义乃为“赞同”“赞许”。如此，则整句话应该断句标点为：“子罕言利，与命与仁。”毫无疑问，孙氏之说是言之有据，说之成理的。由此可见，“功夫在诗外”，只有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，拥有卓荦的问题意识，学有所长，术有专攻，多闻阙疑，好学深思，方能在阅读与理解《论语》时左右逢源，触类旁通，收放自如，举重若轻。

另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论语》中的不少字词含义，也发生了变化，如《公冶长》：“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今天“愚不可及”是带贬义的，但是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关于宁武子“愚不可及”的评论，在特定的语境中，恰恰是褒义的。在孔子看来，宁武子的“愚”，乃是真正的“智”，故“愚不可及”的真实含义，类似于老子所说的“大智若愚”为“智”的境界。这样古今文义的变迁，在《论语》中不是个别的现象，我们当充分注意，避免买椟还珠。

经典重要，经典宜读，但如何读得恰当且到位，读得富有效率，是永远没有统一标准的。尽管如此，若能秉持“学无止境，气有浩然”的初心，那么阅读本身，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本能，必能丰富我们的头脑，拓展我们的视野，激活我们的思维，提升我们的境界。读《论语》是如此，读其他古代经典也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