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孤独的，我是自由的

我亲爱的大小姐

我一直想写写大小姐的故事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大小姐已经离开人世很多年。她在世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刚入学的小屁孩。印象中，她每天都很严肃，从来不笑，她的头发永远都是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，盘成一个小小的髻，那髻上罩着黑色的纱网。她爱穿素色暗花的斜襟小袄，左边别着一块小小的手帕，讲话时偶尔把手帕取下来拿在手中，微微摇来荡去，配着一贯高高在上的语气，说到动情处，她还会把手绢举过脸颊，在额头眉眼周围轻轻擦拭着。

那时我总会很纳闷：她在擦什么呢？没见她淌大鼻涕呀。

大小姐个头不高，听说年轻的时候就很瘦弱，如今更缩了水，显得瘦骨伶仃，所以走起路来非常快，如一阵小风。我们家人待她极好，有一次接她来我家小住，派我陪她遛弯。遛弯就遛弯吧，小孩子可不懂遛弯还要守啥规矩，我当然蹦蹦跳跳，很快就跑到了大小姐前面。这可不得了，后面的大小姐居然冲着我过来了，一溜烟儿似的又赶到了我前面，也就是几步远。她这样的举动让我心头直痒痒，我咧嘴一笑，准备冲上去和她赛一赛。腿还没蹬地，大小姐就回过头来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后面跟着。”

听到了吩咐，我一下子僵在原地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她是闹哪样啊？见我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前方的她放慢了步伐，身子左右轻摇，刚才的那阵小风不见了。长大后我回想起来，那款款而行的背影，竟有点民国淑女的优雅，完全不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。我毕竟脑瓜转得快，才不管她怎么吩咐，更不服气被一个老太太抢先，还要跟在她后面慢慢扭啊扭的，便又一溜小跑冲上前去超过她。大小姐不甘示弱，依旧一阵小风超过了我。就这样我俩你追我赶，弄得满头大汗。我一屁股坐在路边小卖店门口的小马扎上，怎么也不肯走了。大小姐却缓缓落座于旁边高我一截的长椅上，取下手帕轻拭汗水，然后咯咯一笑。我转头看她，发现真是神奇，她可以只发出笑声，而脸上的严肃表情没有一丝变化。

毕竟年纪大了，这段路的剧烈运动还是把大小姐累坏了，但她没有上气不接下气，只是微微喘着，喊老板开一瓶橙汁汽水。她问都没问我，看都没看我，就自个儿微微仰起头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起来。看着她喝汽水，我只能干着急。愤怒之下，我的脸更红了，脑门上憋出了丝丝白气，汗水一滴滴落下来。多年后，更神奇的记忆也浮现出来，因为看到了更为神奇的场景，我随即傻眼，大惑不解——她竟可以把每口饮下的量控制得如此均匀，看起来不像在喝汽水，而是像在款待客人时品鉴着等的红茶或红酒那样。我才明白，这个长辈在自然得体地吃独食，全然不顾那个饥渴的小孩。

这么端庄这么有范儿，像是个地主家的大小姐。半瓶汽水喝下去，大小姐呼吸恢复了平顺。她缓缓地把剩下的小半瓶汽水递到我面前，神情淡淡的，没说一句话。本来看她喝汽水就嗓子冒烟的我委屈地接了过来，因为实在太渴，兜里又没钱再买一瓶，我咕嘟嘟一口气喝了下去，心里的火却更大了：大小姐，真会欺负人啊！

回到家，我“哇哇”地哭了一下午，轮流向每一位家人抱怨了一遍大小姐有多么的讨厌，多么的自以为是，居然和我这个小朋友抢路走，抢汽水喝，像个地主家的小姐，人人都得围着她转。姥爷听后没哄我，哈哈大笑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别气别气，知道不？她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姐。所谓大小姐，就是不用劳动，从小有十几个丫鬟伺候着，

好吃的好喝的，要啥有啥。 ”

听了姥爷的话，我懂了，大小姐就是支使别人干活，让别人伺候自己，自己不动手的人。别人不能走在她前面，得跟在后面；更不能抢在她前面吃喝，得先让她享用才行。这时，我幼小的心里竟突然生出了一丝莫名的快意，在我纷繁的童年记忆中，那是次感受到了阶级平等的优越性——优越就优越在大街上我想跑到前面就跑到前面，不用听命于大小姐跟随其后；渴了想先喝汽水就先喝汽水，不用看着大小姐解渴而自己嗓子直冒烟。可是，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旧社会早就翻篇了，大小姐倒好，怎么还把自己当成众人捧着的大小姐呢？

刚刚说到，大小姐的表情一向是比较严肃的，几乎不笑。她的面容美丽，却一直笼罩着哀愁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她分明曾破天荒地笑过三次。她笑起来的样子早已记不太清，等我长大，了解了大小姐的悲欢人生后，想起了她的笑，才惊觉自己是多么的狭隘，只看到表象，只想到自己，却不曾体谅过她的感受。她的怪异和疏离的背后，也许是沉重的命运之痛。我不由得有些愧疚，甚至想对大小姐说声对不起，想让她原谅我的童言无忌。

假如生命可以重来，我一定要对大小姐郑重地说：日子过得那么苦，您就多笑一笑吧；既然生活已经用年轮镌刻了我们每个人的样子，让我们的手无力再去改变，不如我们就放开怀抱吧。

次是家里来了远方亲戚。大小姐端坐在高高的炕沿上，垂头看着对面矮沙发上溜边歪坐着的山东老奶奶，讲起自己儿时家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金银珠宝；讲起日本鬼子打来时，全家逃难把所有的金元宝都埋在了自家宅院门前的桂树下；讲起那些元宝多么的有分量，闪着多亮多亮的金光。然后，大小姐笑了，脸上写满了回味与满足。

站在一旁的我才不信她说的，一撇嘴，嘀咕着：“真贪财哦。”

第二次，妈妈拉着我一起给大小姐送去中秋的吃食。一开门，她竟已笑眯眯地守在门口。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遭！要知道，以前任何一次 “拜见 ”，她都只是一个眼神使唤小保姆去开门，自己则稳稳地坐在炕沿，见到来客，扬起脖子缓缓地问一句：“来了？”

这十分罕见的守候和笑容，弄得我们母子俩不知所措。大小姐不说话，我们更是万分紧张。慌乱中，谁也没注意到大小姐剪了新发型，没有了盘在脑后的发髻，取而代之的是齐耳的短发，看起来像是老年版的刘胡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那么迫不及待地站在门口，一定是想让我们对她的新发型赞不绝口吧，至少也要客套恭维几句，但出乎意料，我们竟跟啥也没发现似的，就低头进了屋，害她空欢喜了一场。还是没说一句话，她收起了笑容，缓缓地随我们进了屋，又缓缓地坐回炕沿，立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。

后一次，那时候她身体大概已经不太好，妈妈把她接到我家照顾。她倚靠着床边柜，已经不怎么再有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只是用手绢捂着嘴巴，轻轻地咳着。旁边大床上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正披着床单，拿着手电筒和大折扇，举行“盛夏消暑演唱会”。我们群魔乱舞抱成一团，喊破嗓子的歌声震天响。

大小姐看着我们表演，歌唱，突然呵呵呵笑了起来。

那天她很虚弱，却笑了很久，后来甚至想努力举起手来鼓鼓掌。看到她笑了，我又一次不知所措，停下了乱唱乱跳。回想起来，她笑起来竟有一双好看的弯月般的眼睛。如今细细思量，她还真有些 “大小姐”应有的气韵，哪怕她已经挺不直腰背。命运又是如何对待她的，使得她如此孤独，如此隔绝，连笑一笑都如此难得？我隐隐觉得，大小姐的内心深处一定有许多故事从未与人言说，关于身世，关于来路，关于梦想的实现与破灭，关于个人与时代的“分分合合”。

那时的我逐渐对大小姐有些好奇有些想接近，但没等我升入初中，大小姐就去世了，我的探寻落了空。近二十年时光，常与身边的朋友们谈天说地，但从未提及过大小姐，大小姐的样子我也早已记不真切了。

2015年，一次出差，我要去一个位于长白山脚下的自然村落考察。与姥爷的电话中，得知那小村庄正是大小姐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姥爷也出生在那里。我便安排姥爷从南方飞回东北，旧地重游。

那是一座景色秀丽的村庄，高大的白桦树参天而立，白云在空中静静游动。天色那么的高远澄澈，空气中散发着淳朴的气息。

姥爷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红了眼圈，他说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整个家族从山东到东北的全部记忆，特别是大小姐的。于是，在那个夏日，坐在大小姐曾住过的两间木瓦房前，姥爷抽着老乡给他卷的旱烟，讲起了大小姐的身世过往。

1925年，大小姐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大户人家。大家长即大小姐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中医，家中宅邸上百间，耕地上千亩，长工丫鬟近百人。大小姐是家中长子的个孩子，她生来俊俏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又爱笑，很招爷爷疼爱。全家上下都金贵她，追在她身后，喊她“大小姐”。

大家族有很多规矩，比如全家人都要等到大家长用餐完毕才能上桌吃饭。大小姐是个例外，想吃时就爬上爷爷的腿，拽拽爷爷的羊角胡，爷爷便笑眯眯地喂她好吃的。

日后的大小姐总能一遍又一遍地记起坐在爷爷腿上吃饭的场景，好像刻在心上一样清晰：烛火在桌边投下温暖的影子，摇摇曳曳，全家人都候在门外轻声细语，爷爷还会偷偷用筷子沾一滴酒给她喝。

爷爷还喜欢把一些金银小物件塞到大小姐手里，但大小姐一点都不喜欢。她觉得穿金戴银拖拉麻烦，根本比不上坐在自家宽阔的月台上，听曲乐班子合奏一曲《关里夜》。大小姐喜欢跟着那曲子咿咿呀呀地哼着，稚嫩的童声好听，粉琢般的脸蛋上笑容动人。

就这样，大小姐学会了很多曲子，每天唱的都不重样。大小姐仗着爷爷宠爱，脾气难免有些骄纵。她不爱听私塾先生念书，只爱唱曲子。先生摇头，拿她没办法，父母只能叹息随她去。

一晃到了1937年，大小姐12岁。那年除夕夜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吹得人骨头都疼，竟下起一场大雨。将大小姐视若珍宝的父亲惹上了急病，猝然身故，只留下了孤儿寡母。可怜妇孺遭人欺。大小姐的叔叔家和她们家有一块界石，叔叔经常在半夜偷偷地把界石推得更远，占据更多的地盘。爷爷虽然看不下眼管过一次，但防不住儿子总这样。后来，爷爷得了大病，更无力出手阻止叔叔对大小姐一家的欺凌。爷爷也很快去世了，叔叔自然成了家长，对待嫂子更加冷面冷心，没说什么就分了家，把嫂子的小院挤成了一小间，留下了不多的钱财和两个丫鬟。大小姐的母亲带着她和妹妹，境况凄凉可想而知。因为发不出工钱，大小姐的母亲把丫鬟们全打发走了，开始是卖大小姐的金银小物件，后来是卖自己的首饰。生活只有辛苦。

大小姐真是天真烂漫，从小没有受过裹脚之苦的她到处跑到处玩，一点也感受不到人世之艰。雨中过除夕，她觉得很有趣，不管雨大风急，不听母亲的连声呼喊，不怕冻坏身子，就跑到院子里踩水，笑着唱起歌来。她不知道，就在那一年，日本人要来了。她也不知道，自己后来人生中的许多际遇与转折、遗憾与不甘，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军来到沂蒙山，号召青年参军入伍，上火线打鬼子。红军文工团在县城各处街头表演歌唱，唱了三天，曲目没有重样的，姑娘小伙儿都特别精神，这大阵仗吸引了无数山里人前来。

大小姐挤在汹涌的人潮中听了三天。第四天，她想都没想就跟着部队走了，还带走了自己的妹妹。

多年后，大小姐曾对我的姥爷说起过她毅然参军的原因：红军文工团的姑娘们抛头露脸，张嘴就开唱，挺起胸脯、昂起头、伸开双臂就摆出向着炮火前进的英雄姿势，当时她感觉眼前打开了一扇门，门外就是崭新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可以自由歌唱，心也是自由的，可以随着歌声飞到云霄里去，让人很想跟着歌声一直走。虽然那些姑娘没自己唱得好听，但大小姐头一次觉得，自己就应该这样活，走出小院，走出小村，走出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。她的念头变成了决定，她要加入大部队，跟着姑娘们唱歌，给战友鼓劲，唱着唱着，“土改”就会成功的；唱着唱着，就冲上杀敌的线；唱着唱着，鬼子就全都能被赶出中华大地。

队伍从山东行军到安徽。一次，鬼子夜袭，战友们殊死抵抗，伤亡惨重。第二天战火平静后，大小姐坐在土坡上，战友们无力地靠在树上或趴在地上，神情沉郁呆滞。大小姐站起身，高声唱起家乡的民歌《沂蒙山小调》：

人人那个都说哎，沂蒙山好啊。

沂蒙那个山上哎，好风光啊。

青山那个绿水哎，多好看啊。

风吹草低哎，见牛羊啊。

听到乡音，家在山东的战友们都落了泪。泪水冲刷着脸上厚厚的尘土，留下两道小沟般的痕迹。不知道大小姐是否在那一刻成熟了起来，她更加坚定地确信，自己的人生就应该与歌声、战争、革命连在一起。但我相信，一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她的内心深处生发开来，哪怕所有人都倒下了，她也要在这力量的支撑下站得直直的，唱着歌鼓舞战友把鬼子打跑，唱着歌回到家乡沂蒙山。

意想不到，半个月后大小姐真的回到了沂蒙山。年幼的妹妹熬不过风餐露宿、日夜行军，得了结核病，大小姐不得不把她送回家。但她没有想到，这一离开就是永远。当她安顿好妹妹，嘱咐好母亲，想要重回大部队的时候，队伍早已开拔，她怎么也联系不上战友们，掉了队。

那时日本鬼子早已包围了山东，隔三差五就来扫荡，杀戮平民、奸淫妇女。一有风声，大小姐的母亲便跑到厨房灶台底下抓两把炉灰抹在两个女儿的脸上，把她们扮成傻子，以免遭受践踏。鬼子的扫荡越来越频繁，母亲身单力弱，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她只能想到后一个办法，便托了媒人，把大小姐赶紧嫁出去。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就连媒人都没见过新郎的面，只不过走进新郎家的小屋，用手摸了摸墙壁，感觉还算光滑，便知道是家境过得去的人家。回来一说，大小姐母亲连忙答应，不容大小姐争辩，也没来得及选黄道吉日，更没啥嫁妆，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含着泪把她送到了夫家。

命运又一次剧变，对世事懵懂无知的她，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门外的天地，就又被关进了门。她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妻子，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家。婚后，她很快生了好几个孩子。家里的活儿，她根本不会干却要面对，一大堆家事、柴米油盐让她越来越心烦。她和丈夫从来都没什么话可说，她和孩子们也不那么亲近。

一开始，她还没有死心，渴盼有一天能联系上大部队，重新跟着部队到处打仗。但是日复一日的杳无音信很快让她明白了，这一次，她再也回不了部队，再也不能继续歌唱、打仗了。就好像生活熄灭了后一丝火苗，她的脸上越来越没表情，后似乎都不会笑了。

几年后，大小姐随丈夫投靠早先“闯关东”的姨娘一家，也到了东北。在我姥爷一生的记忆中，无论是关里的山东还是寒冷的塞北，大小姐再也没有开口唱过一首歌。

大小姐选择了沉默，或者是沉默的反抗，哪怕这样的反抗会伤到自己，让日子更加艰难。每天，她都不笑，脸色忧愁地坐在炕沿上，却丝毫不改自己的大小姐姿态。她讨厌劈柴、架火、煮饭，能不干就不干。她一辈子从未下地干过农活，丈夫为此与她日日争吵甚至大打出手，她依旧倔强沉默地坐着。她的性情很古怪，她厌极了鸡鸭鹅狗猫这样的活物，一辈子也没养过一只。她家的院子总是冷冷清清，堂屋也没啥客人。她和孩子们虽不亲近，却也偶尔将好吃的食物攒起来给他们，这让孩子们有点惶恐又有点欢喜。她和母亲不怎么来往，却常常把妹妹接来照应。农妇那些粗俗泼辣劲儿，她是万万没有的——她是大小姐，她的说话和做派，永远和身边所有人都不一样。

“文革”时候大小姐四十多岁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。大小姐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，因为她家的土地在“土改”时都被充公，她的身份彻底变成了贫农。

说到这里，姥爷已经老泪纵横。也许只有他知道，他的母亲，那位没落的贵族，看起来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大小姐，默默咽下了多少苦。

我不禁感喟，繁华旧事，苦难前尘，大小姐看不到出路，走不出自家的院子，关闭了心门。她保持着大小姐高贵的尊严感，哪怕一生都消耗在执拗与冷漠中，被多少懊悔与不甘折磨。大小姐的做派，是对自我多么痛楚的坚守，对命运多么直接又百感交集的反抗。她是如此坚持，遥望着曾经的梦想，直到人生的终点。

大小姐的后岁月，应该是继她参军岁月后热闹非凡的一段时光。

那时她卧病在床，全家人轮流陪伴在床前，给她削水果，喂她吃罐头。那时的我依旧有些讨厌她，极不情愿地拿本《中国神话故事集》念给她听。而她总是望向天空，依旧是不笑的。

突然一天，她说她想要个金戒指。妈妈立即去商场给她买了金戒指、金耳环，我们给她戴上，她的表情似乎很复杂，想笑又笑不出来。她一动不动，一直端详着手上的戒指。弥留之际，她目光散乱，使了好大的劲儿，才在嘴角绽放出一丝浅浅的笑，轻轻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看，这‘金手表’，多好看啊。”也许，她又想起了爷爷把她抱在怀里，

给她好多金银小物件的情景。她是否又想起自己苦涩的命运之路，曾有机会开怀歌唱，为了理想跨越千山万水，而后无奈地品尝了那么多年遗憾与伤悲的滋味。那个时代，是否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大小姐呢？

此刻，我站在她曾住过的院门前，望着远处的高山。多年之前，大小姐是否也曾站在这里眺望远方，想起她那些战友，怀念起那些逝去的生命，想再唱唱那些战场上的歌？也许远方偶尔传来枪响，她会心中一惊，上前几步焦急地观望，以为她的队伍回来了，她就能再续前梦，过上艰苦而热烈的革命生活。

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说：“我们看似可以掌握时代的命运，但说到底，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。”

儿时的我，没有尝过生活的苦，所以那么不喜欢大小姐；如今的我，品味了生活的轻愁，再看大小姐的一生才体会到一个年轻人的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人生是苦，心里的苦更苦。我还没有资格说苦，也懊悔自己懂得太迟，没有以孩童的纯良对待她，和她美好地相处，给她一些爱和欢笑。

那个永远要自己吃喝完毕才荫及下人的大小姐啊，那个想要别人赞美她发型好看，整日严肃却在听到几个孩子胡乱歌唱后突然笑起来的大小姐啊，你在另一个世界，有没有赶上你的革命队伍？你是不是又站在山野的土坡上，唱起《沂蒙山小调》？你是不是自己做主选了前路和远方，之后笑容满面地过着想过的日子？

当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的大小姐面容美丽，眼角虽然还有一丝高傲，一丝哀愁，却在无比热烈地高声歌唱。

大小姐，我姥爷的母亲，按东北的习惯，我该叫她“太奶”。